图源：NIH官方网

撰文 |孙睿晨

(资料图片)

责编 |李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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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冬天的疫情中，为了抵御新冠感染导致的发烧，维C泡腾片曾与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一起被疯抢。感冒了吃维生素C仿佛已经成了一种常识性的存在，然而，却只有不多的人知道：维生素C治感冒是一个缺乏数据支持的假科学；更加鲜为人知的是，这场造神运动来自于著名的化学家林纳•卡尔•鲍林（Linus Carl Pauling）。

鲍林是美国著名化学家，并曾于1954年与1962年两度单独获得诺贝尔奖（分别为化学奖与和平奖）[1]，他不仅学富五车，而且极具个人风格，在学术研究以外也有丰富的经历，为科学史研究者留下了大量的史料。维生素C是鲍林晚年找到的一个重要的“养生良药”，鲍林认为它可以治疗流感、感冒，甚至，癌症，并利用自己在科学界的声誉为之背书。然而，不幸地是，这是错的。

《知识分子》曾经刊文探讨过鲍林作为反核斗士的一面（见：《反核斗士，鲍林》），今天，我们介绍他晚年作为养生大师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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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多活二十年

林纳•卡尔•鲍林曾被认为具有独特的跨越传统学科边界的能力，他的研究几乎横跨化学、物理与生物领域，在多个基础学科均做出了重要贡献，不仅提出了化学键的理论体系，还开创了量子化学、分子生物学、结构生物学等学科[1]。

在纯粹的化学领域，鲍林年轻时写的一本《化学键的本质》（The Nature of the Chemical Bond，1939年出版）被誉为化学领域历史上最重要的教科书，几乎享有化学领域“圣经”的地位。

化学领域之外，鲍林对生命科学领域也有独特的见解——他在世界上首次提出以下这些观点：酶促反应是由于酶稳定了化学反应的过渡态而得以进行，抗体与抗原的结合是通过互补结构而实现，而DNA复制很可能是通过双链间互补结构（而不是相似）而实现（他提出该观点时，DNA的结构尚未有定论）。这些看法的正确性日后陆续得到了证实[1-4]。

至此，一生的学术成就已足以令常人难以望其项背，这些经历和成就给了鲍林极大的信心，到了晚年，这信心鼓舞着他进行着对长寿、养生的探索，并利用他超出普通科学家的信用与资源为相关的成果背书。

人类对于衰老与死亡有着本能的恐惧，这种恐惧直接或间接地支配着我们的决策和选择。不同人的选择看似不同，实则殊途同归。所以，我们不难理解双料诺贝尔奖得主鲍林也有着对于长寿的向往。这种向往驱使他在人生的最后20多年里走上一条让人匪夷所思的研究道路。

1966年，鲍林因在化学领域的突出贡献获得了卡尔•纽伯格（Carl Neuberg）奖项。在颁奖晚宴上，鲍林直言不讳地提到了自己对长寿的向往：“为了能看到更多的重大科学进展，他希望能再活二十年。”

当时，生物化学学者厄文•斯通（Irwin Stone）博士当时也在场。会后，斯通致信鲍林：您可以再活五十年——您只需要每天服用大剂量（3000毫克）的维生素C，就可以避免患上包括普通感冒在内的许多疾病[1-4, 6-7]。

维生素是人和动物维持正常生理功能所需要的微量有机元素。维生素C，又称抗坏血酸，广泛存在于各种食物之中。它是包括人类在内的许多动物的必需营养素。现在已知维生素C在许多酶促反应中起到了辅因子的作用，并且在生物体内充当抗氧化剂，为生物化学反应提供电子。对于人类而言，缺乏维生素C会影响胶原蛋白的合成，引起坏血病等严重疾病[8]。1912年，维生素C首次被发现，但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人们尚不知道维生素C与能避免坏血病的神秘成分是同一物质。

1928年至1932年间，匈牙利生化学家圣捷尔吉·阿尔伯特（Albert Szent-György）及其团队开展了一系列研究，不仅成功从动物肾上腺中提取出了一种当时未知的物质己糖醛酸，并且猜想己糖醛酸就是能避免坏血病的神秘成分（见：《拿了诺奖后，他为何做“间谍”？》）。1937年，圣捷尔吉因发现维生素C在生物体中的作用而获得诺贝尔生理与医学奖。

在圣捷尔吉成功提取维生素C并揭示了其抗氧化作用后，斯通博士开始研究维生素C的抗氧化作用在工业生产当中的应用[7]。当时，斯通正在一家研究发酵工艺相关的公司里担任总监。他发现，维生素C可以在生产过程中为食物保鲜，根据这个特性，他研发了多种相关工业化学工艺，并申请了多项专利。在研究维生素C的过程中，斯通逐渐形成了一种观点，认为如果想要过上更健康的生活，人们应大量摄取维生素C，因此维生素C不应属于维生素（微量有机元素）。在1965年-1967年间，斯通发表了多篇论文，阐述他认为人类到底需要摄入多少剂量维生素C的观点——他推荐每日3000毫克。斯通给鲍林写信时，也是建议他按这个剂量服用。

鲍林在收到了斯通博士的信件后，决定听从他的建议，开始每日服用高剂量的维生素C[6]。鲍林日后回忆道：当他们夫妇两人开始服用维生素C时，他们感觉自己的身体好了很多，感冒的次数也显著下降了[6]。基于良好的个人体验，鲍林越来越痴迷于维生素C，并对学术界、医疗界、以及大众对于维生素C的忽视感到失望。他开始在公众场合分享自己大剂量服用维生素C的经验与好处。

1970年，鲍林出版了第一本专门探讨维生素C对于预防、治疗普通感冒的科普书籍《维生素c与普通感冒》（Vitamin C and the Common Cold）。在书中，他郑重建议美国人每日服用3000毫克维生素C，并声称这可以将感冒的发病率降低45%[6]。他还认为，在感冒症状出现的早期就应每小时服用1000毫克维生素C，连服数小时，直到症状缓解。倘若症状没有减轻，那么应加大剂量[6]。

圣捷尔吉（维生素C的提取者，诺贝尔奖得主）也很支持鲍林的观点：“如果不服用维生素C，那么人们就会患上坏血病。这让医生们以为，只要患者没有坏血病的症状就是健康的。但我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看法。坏血病的出现标志着机体快要死亡，而不是仅仅表示缺乏维生素C而已。所以，一个健康人需要的维生素C剂量应远大于预防坏血病的剂量。”[4]斯通博士也在1972年出版了自己关于维生素C的研究《治愈的因子（The Healing Factor）》。鲍林与圣捷尔吉都为此书写了序言，为斯通博士的观点背书[9]。

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加上一位生物化学博士，成为那个时代号召人们大量服用维生素C的布道者。不仅鲍林和斯通的书受到人们追捧，而且维生素C的销量也突然暴涨。1971年，美国俄勒冈州一份当地的报纸报道：“自从去年九月份鲍林博士的书出版后，本地商店的维生素C的销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超过十倍。不仅如此，人们更愿意服用大剂量的维生素C。以前维生素C的药片是100毫克一片，如今250毫克和500毫克一片的版本成为了人们购买的首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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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能“灵药维生素C

基于自己对于维生素C的功效的思考，鲍林在1968年提出了“正分子”（Orthomolecular）的概念。他希望建立起关于人类如何保存健康的状态以及远离病痛的新研究领域，并且专注于在他心目中像维生素C那样的让人更健康的分子。1973年，他与几位同好一起创立了正分子医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Orthomolecular Medicine， 后更名为林纳•鲍林科学技术研究所）[1]。

在70年代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总结维生素C治疗感冒的一系列证据后，鲍林写道：“我相信，维生素 C 和普通感冒的案例给我们上了一课。就是我们不能仅依赖已有的医疗和营养机构给我们关于健康和营养的建议…… 维生素C能否降低普通感冒以外疾病的特定年龄发病率？事实上，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它可以……”

1976年，由于特别畅销，鲍林所著的那本《维生素C与普通感冒》一书得以再版，并更名为《维生素C， 感冒，以及流感》（Vitamin C, the Common Cold, and the Flu），在第二版中，鲍林推荐的维生素C的剂量比第一版中还要高，并将维生素C的疗效从普通感冒拓展到了流感 [11]。

1971年，鲍林进一步拓宽其观点，与英国的癌症外科医生伊文•卡梅隆（Ewan Cameron）合作研究癌症晚期病人的维生素c的静脉注射以及口服疗法。此后，两人一起发表了多篇临床试验论文[12-14]。1979年，两人将过去几年的研究结集出版了《癌症与维生素C》（Cancer and Vitamin C）一书，并宣称连续十天每天静脉注射10克维生素C、然后改为每日口服10克维生素C能治愈晚期癌症[15]。鲍林甚至表示，维生素C不仅可以治疗癌症，还可以预防癌症——在患癌之前大量服用维生素C可以把癌症患病率降低75%。

但很遗憾，鲍林与卡梅隆合作发表的这些研究论文在面世后都被发现存在明显的实验设计问题：实验组患者的初始病情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的初始病情，而且实验组的患者均为卡梅隆医生的患者，而对照组则全是其他医生病人 [12-14]。

1979年，美国梅奥诊所的研究团队尝试重复他们的研究，却发现实验结果与鲍林发表的结果相反——服用安慰剂的对照组的癌症治疗疗效甚至要好于使用维生素C的实验组患者[16]。所以，维生素c对于治疗癌症并无效果。梅奥诊所的论文在当时被广泛报道，但鲍林拒绝接受这个结论，并指责该团队在这个研究当中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和故意虚假表述的问题。当然，不管鲍林是否接受这个结论，这篇论文标志着公众对于维生素C治疗癌症的方法失去了信心和兴趣。到2015年为止，绝大部分临床试验已经证明单独服用维生素C或者将维生素C与其他营养补充剂一同服用并不能预防癌症[17-18]。

而关于维生素C在预防与治疗普通感冒方面的疗效，质疑的声音也越来越多[19-20]。1986年，来自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斯图尔特•特拉斯维（A. Stewart Truswell）教授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文：根据1970年以来27项不同的关于维生素C在预防与治疗感冒方面的作用的研究，维生素C并不能预防感冒的发生[21]。在涉及到6个国家、9169名受试者的15项研究中，维生素C与安慰剂在预防感冒方面作用相当。在涉及3209名患者的另外7项研究（其中一项研究样本量过小）中，维生素C仅表现出了微弱的优势。在研究治疗感冒症状的5项研究中，维生素C没有任何作用，甚至延长了感冒痊愈的进程。鲍林对该文不置可否，认为作者没有把支持维生素C的作用的论文包括进来。

面对越来越多不能支持他的观点的实验与临床患者的数据，鲍林选择了一意孤行到底。在正分子研究所，他带领团队继续开展与维生素C相关的各方面研究。比如，针对儿童大脑损伤的维生素C疗法，开发癌症维生C辅助疗法，使用维生素C预防动脉粥样硬化与心绞痛，以及使用大剂量的维生素C来预防和治疗包括流感病毒、艾滋病毒在内的各种病毒感染[1-4]。1986年，鲍林将自己团队在维生素C在预防和治疗各类疾病方面的研究系统整理，出版了《长寿与养生之道》（How to Live Longer and Feel Better）一书 [22]。书中着重探讨了鲍林自己参与过的关于维生素C对于各种不同疾病治疗的功效的课题结论。

值得一提的是，在《长寿与养生之道》一书的扉页，鲍林感谢了亚瑟•赛克勒（Arthur M Sackler）[22]。赛克勒是美国医药广告产业和医药代表行业的奠基人，也是臭名昭著的普渡制药公司的创始人之一。普渡制药生产的药品阿片类止痛药奥施康定以及与之配套的激进的销售策略引发了美国的阿片危机，间接导致了超过84万美国人的死亡（见：《赛克勒家族：美国阿片危机背后推手（上下）》）。自从鲍林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与维生素C相关的课题上之后，他与作风严谨的基础科研以及医疗学术圈同行渐行渐远，反而与医药行业里浮夸、不介意夸大宣传药效的商人变得气味相投。也是在这个阶段，鲍林与赛克勒开始多有来往。当鲍林及其维生素C相关观点受到其他学者的攻击时，赛克勒曾多次出面，与鲍林的反对者们在医学杂志为鲍林辩护。鲍林为赛克勒的支持而感动，并且与赛克勒家族建立了有好的关系。亚瑟•赛克勒1987年去世。在那之后，鲍林与亚瑟的子女仍有书信往来。1989年，鲍林曾致信赛克勒的女儿伊丽莎白和小亚瑟：我最近发现维生素C可能对艾滋病的治疗有效果，请你们帮我把这封简信发表在你们家族管理的医疗周刊杂志上（见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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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手术后，鲍林和太太选择了维生素C作为术后治疗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大剂量服用维生素C不仅没有对任何疾病有显著的治疗功效，而且对人体会有不少副作用，包括引起恶心，呕吐，腹泻，胃痉挛等。大剂量的维生素C会导致体内代谢产物草酸水平过高，引起泌尿系统结石，因而，肾病患者应严格避免服用过多维生素C。

鲍林对于维生素C的热衷与同时期在美国社会广泛流行的超量维生素疗法（megavitamin therapy）不无关系。1920至1940年间，许多维生素在短时间内集中被科学家发现、提纯。这些发现解开了一些困扰了人们很多年的神秘疾病的致病机理，这些疾病无一例外都是由于某种维生素缺乏而引起，例如缺乏维生素C而引起的坏血病，缺乏维生素B3而引起的糙皮病（pellagra），以及缺乏维生素D而在狗身上引起的佝偻病（rickets）。

当人们了解到维生素的神奇功效，以及缺乏维生素而导致的可怕后果后，有些学者及医生开始探讨超量服用维生素的可能性。再加上小分子化学药物制药工艺逐渐成熟，大量生产高纯度的维生素补充剂成为可能。因此，超量维生素疗法在1930-1940年间兴起。同时，针对各种维生素对其他疾病的治疗功效的研究变成了热门前沿。例如，许多医生曾尝试给精神分裂症患者提供大剂量的维生素B3（niacin）和18克维生素B3的衍生物（niacinamide），以期改善他们的症状。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尝试使用许多不同的维生素来治疗各种疑难杂症是时代的产物，因为包括鲍林在内没有人知道超量服用维生素的影响是什么。但是，当越来越多的数据表明，维生素C对于绝大多数疾病都没有显著治疗效果，鲍林选择了相信自己的观点，选择相信维生素是一款神药，而不是相信摆在眼前的客观的数据。

一位学者选择相信怎样的观点与其学术成就、学术经历并不一定吻合。比如说，报考理工科的研究生项目的学生也会去求神拜佛保佑考试过线；在美国有相当一部分基础生命科学领域的学者和教授是虔诚的基督徒，不认可物种起源与进化论；甚至钱学森老先生晚年都曾大力支持气功与特异功能方面的研究。鲍林执意认为维生素C对多种疾病有神奇疗效，无视与之相反的观点，并身体力行坚持服用维生素C、坚持向大众宣传、神话维生素C，也属于这一类现象。但知名学者与普通人不同，他们有更大的影响力，其未经审视的观点与生活习惯更容易左右公众的判断，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截止2021年，全球维生素补充剂产业值达到480亿美元，77%的美国人长期服用至少一种维生素补充剂。而在鲍林近三十年的大力推广下，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仍有很多人相信服用维生素C对感冒的治疗有效。在新冠疫情期间，人们仍然没有忘记维生素C——多篇关于维生素C对于新冠病毒感染的治疗效果的临床论文见刊（结论当然是无效）。

鲍林的太太晚年患上胃癌并且做了肿瘤切除手术。但她没有听从医生的建议去做术后化疗，而是受到了鲍林的影响，选择自行服用高剂量的维生素C作为术后治疗方案。她在与癌症艰难的斗争了一段时间后，于1981年离世，享年77岁[1-4]。1991年，鲍林被确诊为前列腺癌。在经历过两次手术后，鲍林拒绝了所有化疗放疗方案，并选择自行服用高剂量的维生素C进行术后治疗。两年后，鲍林因癌细胞扩散到了肝脏而不幸去世，享年93岁[1-4]。如果他们当初选择了医生建议的疗法，结果是否会有所改变，我们已经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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